三 袁崇焕死因再探
为回答这些问题，我想，我们有必要回到前面提到的、明代《崇祯实录》和《崇祯长编》中，磔杀袁崇焕前列举的罪名。因为这些罪名，实际折射出崇祯对袁崇焕由信任托付到怀疑愤恨，由隐忍不发到积怨渐深的过程。换言之，袁崇焕之所以下狱、被杀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。无论最后促使崇祯定下主意的“反间计”存在与否，由这些“罪过”引发的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与反感，已足以使年轻而刚愎自用的皇帝对袁起了杀意。
归纳起来，崇祯所谕袁崇焕罪名大体可分为四类：
罪名一：托付不效，专事欺隐
这一罪名下还包括：市粟、谋款，迁延不战；致敌欺藐君父，失误封疆。简单而言，就是索要军饷甚多，却无建树，迟迟不肯应战，以致后金军长驱直入威胁京师。
先看皇帝对袁崇焕的托付。“计五年全辽可复” 是袁崇焕在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对皇帝许下的诺言。此言无疑甚得继位不久的年轻皇帝的欢心。那时，满族已经占据半壁辽东，明军屡败，朝中无人敢议战守。袁崇焕无疑是当时敢议战守第一人。这位进士出身的文职小吏，在熹宗天启二年（1621年）单骑考察关外后，主动上书镇守辽东。其后更是率明军取得了抗击清军的第一次胜利——宁远大捷，炮伤清军主帅努尔哈赤。在后来清兵渡鸭绿江南下时，他又遣将修缮锦州、中左、大凌三城，破清军主力，取得宁锦大捷。战后，因不附魏忠贤，被其党羽弹劾去职。熹宗崩，崇祯继位，魏忠贤被诛。朝臣纷请召袁崇焕换朝。崇祯元年，袁崇焕被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督师薊﹑辽，兼督登﹑莱﹑天津军务。七月进京得见天子，于是提出了五年之期的计划。大意是在五年内招募本土辽人参军，屯田垦种，自给粮食，坚壁清野，免被掠夺。主要凭借大炮守城，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、攻敌不意之时，才和清兵打野战。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、加强城防，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。而在执行上述方策之时，不可求急功近利，必须稳扎稳打，脚踏实地，慢慢推进。绝对不可冒险轻进，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 他甚至表示，若五年不能复辽，当以身请死。 有其赫赫战功为证，崇祯皇帝笃信了他的诺言。
无疑，年仅十七岁的皇帝，此时是全心相信并期待着袁崇焕的表现的。这种信任是边将之福，也蕴含着危险——对于过程，皇帝或许并不关注。但五年后的结果，却是需要验收的。一旦承诺不能实现，那么，“有负圣恩”，将是极大的过失。更严重的，可以以“欺君之罪”论处。事实上，在袁崇焕觐见完皇帝出午门后，曾有朝臣私下问他：“五年期当有成算？”袁崇焕对曰：“上期望甚迫，故以五年慰圣心耳。”当时有远见之士就曾叹息：“主曰英明，后且按期责效，崇焕祸不旋踵矣！”
在这种压力下，袁崇焕或许感到了失言，为做补救，只能继续提出要求，也就是军部军饷、工部器械、吏部用人以及兵部调兵选将必须对其进行配合。崇祯一一应允，许他便宜行事。 后袁崇焕又上书表示，军中可惊可疑者多，边臣更易与人结怨，“凡有利于封疆者，俱不利于此身者也”，而敌人又易“从外而间之”，所以但求皇帝“信而无疑”。崇祯表示自有鉴别，让他放手去做。为示圣眷恩宠，赐他蟒袍、玉带与银币，后又赐尚方宝剑，进太子太保。 所有这些支持之举，都表示了皇帝对袁平辽计划的肯定和信任。而对于皇帝而言，这是投资，就必然要看回报。
在这诸多投资中，最为明显的大概就是为袁崇焕配置的军饷与器械。谈及此点，必须要谈天启末年，崇祯初年时明朝财政状况。在天启初年，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三百三十万两，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，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，而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。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，寻找更多的军费，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，到了天启六年，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。可纵然是如此，在天启七年，大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。 甚至《明史记事本末》里还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：“…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，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，即登其数，已为不足，而重以逋负，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！”
黄仁宇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，其后才是政治崩溃，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，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，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。 因此尽管明朝政府拖欠军饷是很恶劣的行为，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个时期，这又是无可奈何的很正常的现象。理由很简单：朝廷没那么多钱。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崇祯依然全力支持袁崇焕，辽东军饷几乎是悉数拨给，崇祯元年至二年，国家的正常赋税是二百五十万，辽饷是6831133两，后虽由袁崇焕精简了一百二十万，降至四百八十万， 朝庭仍有亏空一百五十万。因此，当崇祯元年十月，袁崇焕赴任不久，宁远、锦州因拖欠军饷而有兵变势头时，袁崇焕上疏“军欲鼓噪，求发内帑”，也就是国库既空，要求皇帝从自己私房钱里拿些银两充作军饷。这时的崇祯，想必是不太高兴，但为了表示支持袁崇焕的平辽之计，只好从自己腰包里外掏了差不多一百万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。 但到了第二年五月，袁崇焕再次催讨军饷，并且上奏，朝廷如今处理军饷问题，总是兵变在即，则发饷，随后处理相关官员。但不久故态复萌，军饷又迟迟不发，于是又会有兵变苗头，于是再发饷，再整饬。长此以往，将会使军心不稳，内防兵溃。 这番本来言辞恳切的奏折，却会让已经拿过一次内帑的皇帝不那么高兴。但是目前仍需仰仗袁崇焕，但凡他催促军饷，崇祯多是从之。因此，对比当时明代各路军队，袁所统率的军队在军饷方面，基本是比较顺利的。
再看器械，崇祯元年七月，袁崇焕曾报关内外缺马，乞敕将前借六万项下速凑数万，发马商往西收买，以济急用。崇祯从之，命兵部先拨借二万金以济。 次年四月，袁崇焕又上疏“三厂所造盔甲、器械，绝不堪用。……今差游击柳国梁呈送款式，请敕工部如式坚利。” 八月，又请旨给步兵绵甲，许之。 在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中，发挥了巨大作用的“红夷（衣）大炮”是于天启初经澳门输入中国的。据说这种大炮前后共输入三十门，除十八门留在京师，一门试放时炸裂，余皆调往宁远。
因此，从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受命，到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围攻京师，但凡袁崇焕催讨军饷，无有不予，兵马武器，也竭力供应。因此，对崇祯而言，几乎已倾举国之力，来支持袁崇焕的平辽大计。他期待着高额的投入，能带来丰厚的回报。然而，在这一年多时间内，却始终没有一场如同天启年间宁远之捷、宁锦之捷那样的胜利。袁崇焕“以守为攻”坚固城池的策略，此时却成了“迁延不战”最好的证明。当然，如果一切到此为止，也尚可。毕竟五年之限不过过去了一年，袁崇焕在领命之初就曾点明，此计策“法在渐不在骤”，假以时日，未必没有明显成效。即使皇帝和朝野，对袁崇焕有所不满，也没有明显表示。然而，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军绕开宁远，从大安口、龙井关，破遵化、直取北京的突袭，打破了暂有的和谐。事实上，在后金破遵化之前，袁崇焕就已经奏报过朝廷“臣守宁远，寇被臣创，决不敢侵犯臣界。只有遵化一路，守戍单弱，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”，请求以王威镇守此地。但兵部以王威刚刚遭到过弹劾，不肯立刻同意。就在拖延间，后金兵已然从遵化入口，直逼京城。
此时，朝野震动，百姓惊恐，与袁崇焕有五年之约的皇帝，自然也是恼怒万分。无论多么好的计策，竟然让敌军兵势如破竹，打到了京城，就不能不说是败笔——即使这一败笔，也有朝廷其他部门配合不够的因素。但危难来时，人们更善于的，却是推卸责任。在后金兵至大安口时，兵部尚书王洽的奏报中，就表示他曾写信告诉袁崇焕令祖大寿、赵率教伏兵游击，但如今后金两路分入，却如入无人之境。要求皇帝下旨整顿袁军。 而上林苑监署丞李逢申则在上疏论及如何守卫京师后，指责“袁崇焕骄矜退缩，糜饷误国。”
因此，尽管崇祯为自保，仍下令“各路援军，俱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” ，却已明显对对袁崇焕有所失望和不满。这在袁崇焕率军千里救援，赶赴京城，以士马疲敝，请求入城稍息整顿再战，却被皇帝断然拒绝可以看出。直到袁率军击退敌军，并上疏引咎后，崇祯才稍缓语气，表示“关内疏虞，责有分任。既统兵前来，其一意调度，务收全胜，不必引咎。” 此时是十一月戊戌。
话虽如此，但显然，崇祯心底已经对袁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。这位曾在朝上浩叹“朕非亡国之君，事事乃亡国之象” 的末代皇帝，虽忧勤明察，却又多疑而刚愎自用。这一性格，使他常忧虑皇位为人所夺，嘱托为人所负。因此，长于言辞、却在某种程度上失信于他的袁崇焕，在其心目中，已经不如只有匹夫之勇的蒙古族大将满桂可托可信。 换言之，比之于满桂，出身文臣的袁崇焕，其慷慨呈辞多少带有文臣的理想主义和文人气质，而认为“文臣个个可杀”的崇祯，对于这样的袁崇焕，已经有几分厌倦和鄙视。
这种被人辜负乃至背叛的情绪，使得崇祯在思及袁崇焕其他冒犯之处时，更易恼怒。也为袁崇焕的悲剧，埋下伏笔。
罪名二：专戮大帅，擅杀毛文龙
毛文龙，明朝大将，初以朝鲜为根据地率明军与后金军对抗，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，同时在后金后方出击，牵制其西进犯明，最终导致了后金对朝鲜出兵。朝鲜战败后，毛文龙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，“当辽东破坏，从岛中收召辽人；时时袭，有所斩获，颇有功。” 后升为总兵。天启以来，明廷对毛颇为倚重，“累加至左都督，挂将军印，赐尚方剑，设军镇皮岛如内地”，认为“毛文龙灭奴虽不足，牵奴则有余”。后金“恶文龙蹑后”，形势为其牵制。但毛文龙部有贪功，冒饷、不肯受节制，难以调遣等问题，袁崇焕患之，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，认为文龙“可用则用之，不可用则杀之”，主张“先从东江做起”，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。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五月，袁崇焕以阅兵为名，乘舟至双岛，祭出尚方宝剑，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 ，面向京城方向请命，“缚文龙，去冠裳”，斩毛文龙于帐前。
这种雷厉风行越级擅杀的作风，其实早在天启年间，袁第一次督师辽东时就已经发生过一次。当袁在整饬军纪时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，吞没粮饷，当即没有通报上司孙承宗，就将他处死了。按照规定，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。孙承宗大怒，指责他越权。袁崇焕叩头谢罪后，孙承宗爱惜人才，也就不再追究了。 但是，当这一幕重演，被杀的不再是低级官兵，而是边关大将，越过的上级不再是孙承宗，而是自傲而多疑的崇祯皇帝时，事情就不是这么容易解决了。对于皇帝来说，尽管袁崇焕持有尚方宝剑——名义上赋予他先斩后奏权力的法器——这种不经他同意，“真的”斩杀一员边关大将的行为，仍是一种越权，一种冒犯。史载“帝骤闻，意殊骇”，只是“念既死，且方倚崇焕，乃优旨褒答。俄传谕暴文龙罪，以安崇焕心”。 这时的崇祯，想必对袁崇焕已经非常不满了，只是念在守卫辽东抵抗后金，还需要用他的份上，勉强不予追究。而袁崇焕在诛杀毛文龙后，削减其亲兵，却增其饷银，则进一步引起了皇帝的怀疑。 在《崇祯实录》中，袁此举被明确定义为“矫制杀文龙。……专主款。”
另一方面，从明朝与后金的对抗局势来看，毛文龙之死，实际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。五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军兵临京都城下的“己巳之变”。当时已有明朝官员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“己巳之变”之间的关连：候补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龙的旧部有背叛迹象时，表示不胜忧虑；刘宗周上疏，以为“己巳之变，坐误国者，袁崇焕一人。小人竞修门户之怨，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”。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、海港、海岛以及朝鲜，先后被后金占领。崇祯二年以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塞。后金天聪七年（1633年），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人等在登州兵变，明朝派兵四万，围攻山东重镇登莱二州。不久，孔有德、耿仲明率部投降清太宗皇太极，成为日后清军强大的武装部队。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。
因此，从客观上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此举，实在有欠考虑。虽然毛文龙索饷甚多，且犯有十二罪，但实际上这“十二罪”乃当时大多数边将的通病，非文龙一人独有。相比于他对后金后方的影响，在非常时期，对这样一位大将，更应保留，而非诛杀。这种拥毛倒袁的观念，使得明末有关袁崇焕记载中，将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起因，归为袁畏惧五年后无法实现复辽之志，为皇帝所责罚，遂在战后与后金议和，而后金提出的议和前提，就是以毛文龙头颅为信。 而袁此举，无疑是“亲者痛，仇者快。”
这样的想法，被北京城内的人——上至天子朝臣，下至京师百姓——普遍接受，在日后后金军兵围北京城时，成为人们憎恨袁崇焕的导火索。因为，他不但一年多内毫无胜迹，相反，却为自己的诺言，诛杀己方大将，以便与后金议和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在《明怀宗实录》和《崇祯实录》记录中，崇祯在十二月召见袁崇焕时，突然变脸将之下狱的关键原因，只有寥寥数字“上问以杀毛文龙，今反逗留，何也？不能对。命下锦衣狱。”
另：这种“专戮大将”的负面评价，在后来大将满桂在阵前为流箭所伤，细查，却是袁军箭时 ，得到进一步加深。
罪名三：擅主和议
现在，不得不谈到袁崇焕罪名中最接近“通敌谋叛”的一项了。早在袁崇焕上疏复辽方略之时，就已提到复辽之计“以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款为旁着” ，这里的“款”又做“和” ，也就是在在适当条件下，可以与后金议和，以此换取辽东休养生息的时机。在这一战略开始提出时，无论是天启还是崇祯，都没有反对。
天启末年，宁远大捷后不久，努尔哈赤去世，袁崇焕曾遣使赴后金吊唁，并恭贺皇太极继位。当然，这一出“柴桑口卧龙吊丧”，无论是袁崇焕还是皇太极，都知道其背后的目的。在袁崇焕上疏的奏折中，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，以决定对之征讨呢，还是招安。 而《清太宗实录》中，则明确称之为“潜窥我国情形。” 皇太极表示，努尔哈赤当初曾经修书明朝，欲“两国和好”，而“诚信为先”，双方都必须“实吐衷情”。因此，他阐述了后金起兵缘由——“七大恨” ，又表示如果明朝想与他们修好，首先要“以黄金十万、白金百万、缎匹百万、布匹百万相馈”，作为和好之礼；此后每年后金“以东珠十、貂皮千、人参千斤”赠予明朝，而明朝以“黄金一万、白金十万、缎匹十万、布匹三十万”作为回报。如果明朝拒绝，那么就是明朝“仍愿兵戈之事也”。
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，等候批复，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，随同明方使者，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。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，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，只是向皇太极表示，如果两国议和，后金如何退还占领的城池与俘虏的百姓？后金要求的财物，以中国之地大物博，本不在话下，只是没有先例，多取也不合先例。只要你们撤兵，证明你们的诚意，那么我大明的皇帝有明见和仁心，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。而李喇嘛的信中说：袁巡抚是活佛出世，对于是非道理，心下十分分明，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，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，佛说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。
皇太极则继而表示，袁在信中提到的各种款项，我都已经按你说的办了。而且已经听从你的劝告，在称谓上也作了调整，让你们的皇帝高我一字。至于说我们要求的议和礼物过多，要我们裁减，我也按你的意思全部折半。何况我们并不是白拿你们礼物，我们也有东珠、人参、狐皮、貂皮等物还赠。可是，你们遣使节杜明忠来时，却将我堂堂一国之君置于你们明朝边臣地位以下，难道我不是邻国的君主吗？这实在是欺人太甚。何况如果两国和好，须平等议定疆界，你们理所当然要求我们退还土地、人民，难道是有意激怒我吗？
平心而论，虽然在辽东战场一败再败，但坚持夷夏之别的明朝朝廷仍是看不起金国的。在皇帝眼中，“建州卫”只是明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，而皇帝绝不能跟一个叛逆的地方小官议和。所以，对皇太极的请求，只由地方官与其通信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当年宋金议和的前车之鉴，人人都怕做秦桧，对“议和”一事也是避而远之。
但事实上，此时情况，与宋金当年明显有所不同。南宋丧失整个中国北部，偏安一隅，对金称臣，每年单方面进贡金帛，并非双方互赠。而此时，就疆界而言，明朝仍占据中国大部分地区，后金仅占有辽西、蒙古少量地区。就身份而言，皇太极也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，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。而金国的经济要求，虽说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占便宜——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、人参、貂皮等物，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，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、十万两银子，等于是无偿赠与。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 ，明朝相当于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。但对比花费在辽东的庞大军饷，这笔钱实在不算贵。熊廷弼守辽之时，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。如果以议和换得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平，大加整编军队，再出兵挑战，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。
因此，议和是否合理，在于是永久性的投降以求苟安？还是暂时妥协、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、得到最后胜利？如果说，此时的议和停战只是五年复辽计划中的一个步骤，只为求得和平发展生产、加强练兵，以期将来的反攻，那么，这一步“议和”只是缓兵之计，并非叛国。
但是，很显然，明朝对此议和的怠慢和拒绝，已经使得谈判破裂。皇太极发下誓愿“嗣后两国仍为敌国，我亦不复遣使” ，不久即发兵进攻宁远、锦州。虽然袁崇焕誓守城池，取得宁锦大捷，但这次“擅主和议”的经历，已经使天子和文臣们，对其深深怀疑。
崇祯元年，袁崇焕回任之后，宁远、锦州、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，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，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，用以拖延时间。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，是要他先除去帝号，恢复称“汗”。皇太极居然答允，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，表示正式承认他“汗”的地位。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，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。但同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一样，崇祯也认为皇太极没有资格与他谈判，对这一叛乱的地方势力，只有剿灭一途。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。 事实上，皇太极一直到死，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，不但不停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，又托朝鲜居间斡旋，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。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，都是“以战求和” 。甚至在天聪六年（1931年），也就是袁被杀一年后，写给崇祯的信中，语气仍及其谦卑 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将这视为后金麻痹明朝的一种手段，却也不能否认，在局面还未恶化到最严重时，曾经是有议和的可能的。
在屡次议和谈判都失败后，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又诛杀了毛文龙，这使得人们普遍认为，由于害怕五年内无法如约复辽而被皇帝责怪，袁崇焕不惜杀了毛文龙，作为与敌人议和的条件。在后来的北京之围中，朝臣和京城百姓更倾向认为，后金军能长驱直入进攻北京，是袁私下与其议和的结果。换言之，正是由于袁崇焕的议和行径，才会有了毛文龙之死，和北京之围。所谓“斩帅，致兵倡为疑，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，卖国欺君，秦桧莫过。” 因此，崇祯对袁崇焕的这段经历耿耿于怀，也是可以想象的。
这样的污名，袁崇焕或许早有预料，所谓“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”在袁下狱后愿以身代死的布衣程本直更称之为“举世皆巧人，而袁公一大痴汉也。唯其痴，……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。”所谓“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”，即指与金人议和。
罪名四：纵兵长驱，顿兵不战，援兵四集尽行遣散
纵兵长驱，说的是袁崇焕纵容后金军一路打到了北京；顿兵不战，说的是袁崇焕率援军到达北京后，试图率军进城，休息后再与后金战斗；援兵四集尽行遣散，说的是他军纪不严，在他入狱后，其手下祖大寿竟然率军毁关而出，弃危难中的天子、朝廷于不顾。
清军绕开久功不克的宁远、锦州，取道蒙古，破遵化而进攻北京，虽然西路边防不属辽东范围，遵化失守，也有各部配合不当的问题存在。但在崇祯看来，袁崇焕的身份是兵部尚书，所有军务边防，他理应全权负责；且后金军正是他要防御的对象，这种情况下，让敌人打到了家门口，不能不说是他的失职。而敌人攻打京城在即，身为主将，不及时布阵迎敌，反倒要求大开城门，要求进城休息后再战。既不怕错失最好战机，又不怕敌军趁城门打开时一举攻进，实在表现不佳。
至于其手下祖大寿，听闻主帅入狱后，竟然弃城，率军破山海关而出。全然不顾敌军刚退却不久，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。祖大寿因袁下狱，而有此举，归根结底，仍罪责在袁。是时，满朝文武哗然，而莫可奈何， 直到后来袁崇焕于狱中手书，召祖大寿回来，他才领命而归。 这无疑又在崇祯心头添上了袁崇焕功高盖主、主弱臣强的阴影，甚至会怀疑祖大寿的出走是袁对他的某种威胁——除了我，辽东大军，可还会听谁的话？
如果说，此前的三项罪过，已经在崇祯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，滋生了憎恨的苗头，那么，袁崇焕在京师之围时的表现，更让他对袁的不满加剧。何况本来远离战场的北京，突然被置于战火与危险下，享受惯了太平的朝臣和京师百姓，在切身利益被直接威胁时，选择了将矛头对准一个最明显的替罪羊——正是由于他的满口大话，由于他的迁延不战，由于他诛杀毛文龙和私自议和，方才引来了这场祸事。无论他在这场京师保卫战中如何忠勇，仍无法弥补他们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。可以想象，虽然崇祯居于深宫，但朝堂上、市井间，必有各式耳目，将所谓民情一一报上。除了少数人外，几乎众口一词指责袁崇焕。甚至有人认为袁崇焕将与后金城下结盟，彻底出卖北京。 而在袁受命一年多内，因为他的催饷、先斩后奏已经积累了许多闲气的皇帝，此刻似乎也到了爆发的临界点。在他看来，之前对袁崇焕的百般支持、万般忍让不但对平辽没用，相反助长了后金的气焰。大话五年平辽的袁崇焕，不但没有在辽东遏制住后金，相反却让他们打到了家门口。就个人而言，袁背叛了他的信任；就全局而言，袁给北京带来了灾难。这样的人，该不该杀？
如果清修官史中记载的反间计属实，那么，当从敌营逃回的太监，向崇祯密告听来的，有关袁崇焕与皇太极私下有密约的消息，就好比在已经负重累累的骆驼身上加上了最后一根稻草，足以引燃崇祯愤怒的炸药，这样的袁崇焕，理当下狱。
下狱之后，处死之前
但是，在袁下狱后漫长的八个月中，朝堂和民间想必出现了两种态度，大多数人坚持此人误国该杀，少数人为其喊冤，认为当放。崇祯的心里，想必亦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和挣扎。而这一时间，也足够他派人详细调查，袁崇焕是否如太监所说，当日与后金有密约。如果这仅仅是出自皇太极授意的一个简单的谎言，那么调查之后，真伪立辨。
但是仍有两种可能：其一，崇祯已经为前面列举的袁崇焕的“种种罪恶”恼怒万分，无论有没有最后的反间计，他都已经对此人失望甚至憎恶。就算“叛国”是假，其他罪过却是真。因此，他并无兴趣去调查太监的消息来源是否准确，或者说深入思考这一来自敌营的消息背后蕴藏了什么。其二，负责调查此事的官员，摸清了皇帝对袁崇焕的态度，而本人亦属于倒袁一派，那么，即使经过调查，结果也必然对袁不利，相反作证了他通敌叛国的行径。
而朝堂上几位官员的上疏和关外军民的请命，似乎只在袁崇焕的悲剧中起了反作用。因为一旦无罪释放袁崇焕，就崇祯等于打了自己一个耳光——证明他开始的判断是错误，他开始的行为是失察，他冤枉了一个无辜的大将，而他则多少会被人视作昏君。这对于刚愎自用的年轻皇帝来说，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在他成功除去魏忠贤后，举国上下视他为明主的赞誉之词，已经让这个不足二十的青年颇为自满，骄傲而固执。其次，有祖大寿例子在先，袁崇焕一旦出狱，回到辽东后，是否会因此事生出二心，也不可知。即使他无二心，难保他手下大将亦无，怂恿之下，未必不会发生拥兵自重的反叛事件。那么，对于多疑的崇祯来说，是宁可错杀，也绝不能放走可能的隐患。
加之在这一期间，合其心意，各地官员要求诛杀袁崇焕的上疏也不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朝野党争，权宦弄柄，也是袁崇焕入狱八月后仍被判处死刑的原因。
虽然袁崇焕并不是东林党人，但他与东林党人的关系却非常密切。万历十四年(1619年)，袁焕中进士，其主考官韩摘就是东林党人主要领袖之一，当时风气，凡科举中式之人，对主考官(座主)称之为恩师，二者往往结成亲密的封建座主门生关系。由此，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命运不能不联系起来。
其次，一手提拔袁崇焕的是大学士孙承宗。在孙的支待下，袁崇焕筑宁远城，一年规划见成效，“遂为关外重镇”。“崇焕勤职，誓与城存亡，又善抚将士为尽力”，深得孙承宗的赏识。孙使他“进兵备副使，又进右参政”，一年之内连升两次，主待宁远防事，使得袁崇焕得以大展平生本领。而孙承宗属于东林党的势力是无疑的。广宁失守后，便是东林党魁左光斗推荐孙督师山海关的。孙也始终反对阉党。魏忠贤“以承宗功高，欲亲附之，令应坤等申意，承宗不与交一言”，毫不隐瞒地表露出对阉党权贵的厌恶之情。魏忠贤惧怕孙拥重兵以清君侧，先发制人，遂日夜“绕御床哭”，不断造谣中伤，“帝为之心动”闲，拒不见承宗。孙袁二人，战守见解相同，相互信任，关系极好，这使得袁崇焕预军政之初，即靠拢了东林党人的势力。
再次，袁崇焕在朝时，与大学士钱龙锡交好。正是钱龙锡，与袁崇焕老师韩摘一起主定了崇祯初年的魏忠贤“逆案”。钱龙锡曾对崇祯帝盛赞袁崇焕“肝胆识人，种种不凡，真奇男子也。”还请求崇祯帝专赐尚方剑给崇焕，放手让其大干。而袁崇焕每遇大事也必与钱龙锡商量。在与皇太极试图和议，甚至欲杀毛文龙时，都曾与其书信来往讨论。
此外，熊廷弼、李彪、刘鸿训、钱谦益、成基命等也与袁崇焕志同道合，关系要好。这些人有些是东林党魁，有些则是东林中人。
再看袁崇焕本人。虽没有明确列名东林党中，却明确表示过对东林党人的敬仰，更曾赋诗赞赏东林党人“忍将一纲尽清流，不绝根株总不休”，“愧我榜中无姓名，流芳不得共千秋。” 不过事实上，袁崇焕入朝为官、戍边为将后的行为，都是反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。他顶撞过的上司王在晋、高第则都是阉党中人。由于天启末年魏忠贤权倾天下，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，袁崇焕如果不附和，会被立刻罢官，守御国土的大志也无法得申，因此他不得不屈从时势，也请旨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。但显然，这样的“示好”已经晚了。魏忠贤始终对他不满意。所以袁崇焕虽领导了宁锦大捷，却得不到什么重赏，只升官一级。魏忠贤甚至指使党羽指责他在此战中不救援锦州，是为“暮气”。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袁只得自称有病，请求辞职。魏忠贤立刻批准，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。当时的兵部尚书阎鸣泰为袁崇焕鸣不平，上疏请求将自己所获升级让给袁崇焕，魏忠贤也不许。 袁崇焕解甲归田，直到后来崇祯继位，除去魏忠贤，邀请袁崇焕出山，他才又有了督师辽东的机会。
而崇祯登基未久，果断除去了魏忠贤及其党羽，大力打击阉党势力。表面上看，的确将朝廷整顿得面目一新。但事实上魏忠贤遗党留在朝中的仍然不少。当袁崇焕下狱后，魏忠贤遗党吏部尚书王永光、江西道御史高捷、袁弘勋、山东道御史史范等人谋兴大狱，欲为当初的阉党报仇，以“擅主和议、专戮大帅”之罪名，力主诛杀袁崇焕与钱龙锡，甚至株连内阁学士韩摘。 钱龙锡、韩摘被迫以病引退。接着成基命和首辅李标，也被迫先后乞休离开内阁。至此，东林党倒阁，阉党重新得势。
反讽的是，数年前，当东林党人左光斗，杨涟等被害时，北京城的百姓都对其表示了深深的同情，为何对同为东林一派的袁崇焕如此苛刻甚至残忍？或许，当事情威胁到切身利益，而不再是远远观望时，人的判断和理解都会打折扣。何况，以讹传讹，更是民间传闻所长。
少年游 